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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古代中外舶人的航海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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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中叶，文学家独孤及评价闽人：“闽越旧风，机巧剽轻，资货产利，与巴蜀埒富。犹有无诸、余善之余俗。”［1］在这里，他直接将闽人的重商习俗与历史上的闽越族联系起来。闽越人擅长航海，具有重商习俗，二者的结合，推出了闽人经营海洋商业的传统。福建海商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商人集团。

一、两汉六朝古闽人的航海传统

闽越是汉高祖的封国，首任闽越国王无诸在秦汉之际的战争中一直跟随刘邦打天下，因而得封闽越王。汉武帝元封九年(前110年)，闽越国被汉军所灭，其后闽越人逐步融入汉族，但其习俗也被带入南方汉族之中。

越人有着与中原汉族不同的习俗。如果说重农轻商是中原一带流行的观念，那么，这种观念根植于汉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，对土地的忠诚成为人格衡量的标准。他们对商人的贱视，是因为商人过着流浪的生活，四处飘荡，对土地缺乏感情。越人的生活方式不同，越人发源的吴越是江南水国。“西则迫江，东则薄海，水属苍天，下不知所止。交错相过，波涛浚流，沉而复起，因复相还。浩浩之水，朝夕既有时，动作若惊骇，声音若雷霆。波涛援而起，船失不能救，未知命之所维。”［2］因此，吴越文化以水上生涯为其特点，《越绝书》记述越王勾践自评越人的习俗：“水行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；往若飘风，去则难从；锐兵任死，越之常性也。”［3］事实上，越人主要生活于溪河之畔、山岭之下，水中的鱼虾蛤贝是他们的主要食物，因此，他们的生活介于农民与渔夫之间，为了寻觅食物，他们经常乘舟往来于河流之上，因而形成了以流动为主的生活方式。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如秦者，立而至，有车也；适越者，坐而至，有舟也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也说：“胡人便于马，越人便于舟。”可见越人生活中舟船使用之广。对商业而言，这些舟船恰是最好的运载工具。闽越人继承了越人水行山处的文化传统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记载闽越人“习于水斗，便于用舟”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至（汉武帝）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，南越反，东越王余善上书，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。兵至揭扬，以海风波为解，不行。”所谓揭扬，即广东省揭阳市，余善从福州率士卒八千人航海至揭扬，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航行。其后，汉武帝“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，浮海从东方往”。句章是浙江境内的港口，韩说从这里出发，航行到东冶，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行。［4］闽地归汉之后，东冶成为台湾海峡交通线上的著名港口。当时涉及南海的大规模海上活动，几乎都要经过东冶。

三国时期，东吴割据东南，以水师著称于世。左思的《吴都赋》云：“篙工楫师，选自闽禺。习御长风，狎玩灵胥。责千里于寸阴，聊先期而须臾”。［5］这说明在吴国时期，它的水手主要来自闽中与岭南。《宋书》记载，吴国在建安郡设有典船校尉，此外，闽中还设有温麻船屯，亦见沈约《宋书》的记载，晋太康四年（283），在温麻船屯置温麻县。［6］吴国在闽地设置两大造船中心，说明它对闽越人航海技术的信赖。［7］吴国建衡元年（269）冬十一月，吴国曾派大军“从建安海道，皆就合浦击交址。 ”［8］

南朝以后，生活于东南沿海的疍家人成为闽越海洋文化的继承者。宋代的《福州图经》记载：“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，泉水郎其一也。”［9］他们生活在福建、浙江、广东沿海，以船为家，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。福建史籍记载他们是卢循的部下：“泉郎，即此州(泉州)之夷户，亦曰游艇子，即卢循之余。晋末卢循寇暴，为刘裕所灭，遗种逃叛，散居山海，至今种类尚繁。”［10］隋朝灭陈之际，沿海船民再一次出现于史册。其时，隋朝大将杨素进入东南，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，“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，号曰游艇子。智慧、国庆欲往依之。素乃密令人说国庆，令斩智慧以自效。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。”［11］其中的游艇子，便是后世的疍家人。宋代福建人所造海船与疍船十分相似。据徐兢的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一书，他在宁波雇佣的福建客舟“长十余丈，深三丈，阔二丈五尺，可载二千斛，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。上平如衡，下侧如刃，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”。可见，这是一种体型狭长、尖底的海船。1974年8月，在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，其水下残长24.20米，最大残宽9.15米，残深为1.98米，复原后，其长度应为34米，宽度为11米，深度为4.21米［12］，与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记载的福建客舟有些类似。从这些史料与发掘遗物来看，宋代闽船的特点是船身狭长，上宽下窄，吃水较深。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，利于远洋航行。从船型来看，它显然与疍船有一定关系，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疍家人的“了鸟船”：“厥所船头尾尖高，当中平阔，冲波逆浪，都无畏惧”，［13］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