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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古代中外舶人的航海生活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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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福建沿海一带的荔枝干、龙眼干、沙糖等商品已经通过海路销售于北方市场。有人记载了闽人与江西人为水果之王而争吵的事:“闽士赴科,临川人赴调,
福建沿海一带的荔枝干、龙眼干、沙糖等商品已经通过海路销售于北方市场。有人记载了闽人与江西人为水果之王而争吵的事:“闽士赴科,临川人赴调,会京师旗亭,各举乡产,闽士曰:‘我土荔枝,真压枝天子、饤坐真人,天下安有并驾者!’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,盛主杨梅,闽士不忿,遂成喧竞”。[38]从这段引文里可以看出:闽人宣称荔枝为水果之王,已得许多人赞同,但由于江西人未吃过没腌制过的荔枝,所以不服,与其争辩不已。这表明福建荔枝在五代时,业已腌制贩运,但口味远不如新鲜荔枝。龙眼也可腌制,《清异录》云:“贾人自岭外还,得一枝龙眼,已盐干,凡四十团,共千枚”。[39]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福建荔枝、龙眼输出的方式主要采用盐腌法。盐腌物质大多可以保存良久,其缺点是失原味。所以,后来这种炮制法被风干法取代。福建的橄榄在北方也被视为珍品。《清异录》云:“唐末群方负固,物产不通,东汉有商归自闽越,以橄榄献于霸君,明日分赐大臣”。[40]可见,橄榄也是当时福建输往北方的重要商品之一。
当时福建船舶还航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。徐寅的《折桂何年下月中》一诗的序写道:“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,云本国人写得寅《斩蛇剑》《御沟水》《人生几何赋》,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”。[41]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,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,其使者能来到福建,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。契丹国里,福建商人亦很活跃,闽国末年,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,而后修复,其原因很复杂,其中一个说法是: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,与契丹关系不错,于是,他说动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,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弼,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。[42]
五代时期,闽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十分友好,王继鹏与王延羲在位时,新罗国曾派使者赠送宝剑给闽国国王。[43]民间交往也很密切,玄沙师备在福州安国寺说法,手下有高丽僧人。[44]新罗国的龟山和尚是福州长庆寺慧棱的弟子。[45]又如裴长史“失其名,新罗国人,慕华来归,居之建州城中”。[46]南唐朝廷很尊重他。福建人中也有赴朝鲜的,《宋史·王彬传》记载:“王彬,光州固始人,祖彦英,父仁侃,从其族人潮入闽。潮有闽土,彦英颇用事。潮恶其逼,阴欲图之。彦英觉之,挈家浮海奔新罗。新罗长爱其材,用之,父子相继执国政”。[47]许多高丽僧人在福建寺院中学经。例如灵照禅师,“高丽人也。萍游闽越,升雪峰之堂”。[48]他后在杭州龙华寺开山说法。又如泉州福清院高僧玄讷也是高丽人,[49]泉州刺史王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之。在长庆慧棱的手下,有一位“新罗国龟山和尚”。[50]
日本各国也有商人和学人进入福建。鉴真大师渡日,是这一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大事,鉴真的弟子中,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,他也是律宗,跟随鉴真在日本传教闻名,是鉴真十八弟子之一。[51]唐宣宗大中七年(853),日僧圆珍搭唐人钦良晖的船舶入闽,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。[52]唐末,闽籍进士林宽写过《送人归日东》一诗:“沧溟西畔望,一望一心摧,地即同正朔,天教阻往来。波翻夜作电,鲸吼昼为雷,门外人参径,到时花几开。”[53]
这些文化交流大都是与商业相伴而行的。所以,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也可看到当时海上贸易的兴盛。
唐代闽人也开始走向东南亚。据陈懋仁的《泉南杂志》,“唐设泉州……参军事四,掌出使导赞”,[54]说明唐代泉州政务中,对外交涉已是很重要的了。唐代的资料表明:泉州南向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。咸通年间,一个官员说:“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,家人随海船至福建,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,自福建装船,不一月至广州,得船数十艘,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。”[55]这反映了岭南与福建之间的海上商业联系密切。五代末,龚慎仪至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:“自泉州航海,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”。[56]这说明闽粤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发达的。从广州往南,就可到许多东南亚国家。唐末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发展对外贸易,“每发蛮舶,无失坠者,时谓之‘招宝侍郎’”。所谓“蛮舶”就是当地人发往“蛮夷”地方的海船。王延彬“性豪华,巾栉冠履必日一易,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”,[57]没有在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巨额财富,他是没法过这等豪华生活的。
文章来源:《医疗装备》 网址: http://www.ylzbzz.cn/qikandaodu/2020/0929/69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