略论古代中外舶人的航海生活(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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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泉州一带也出现了福建早期的海商集团，黄滔的《贾客》一诗咏道：“大舟有深利，沧海无浅波，利深波也深，君意竟如何？鲸鲵齿上路，何如少经过”？

泉州一带也出现了福建早期的海商集团，黄滔的《贾客》一诗咏道：“大舟有深利，沧海无浅波，利深波也深，君意竟如何？鲸鲵齿上路，何如少经过”？［32］可见，这是一些敢于冒险的海商。五代时期，杨行密的吴国切断了闽人北上的传统航线。福建海船试图从远海绕过吴国海疆，不断向北方探航，“审知岁遣使泛海，自登、莱朝贡于梁，使者入海，覆溺常十三四。”［33］这是因为福建商船自福建港口出发后，直接北上山东半岛，直到山东半岛东部靠岸。这一段海程途中多浅滩，福建的尖底船若搁浅便会自行断裂，加上福建水手不熟悉这段海程，所以事故特多。“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，阻于江淮，道不能通。乃航海从登莱入汴。使者入海，覆溺大半。”［34］然而，王审知不顾伤亡继续探航，是因为这条航线对福建来说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，而且还有重大的经济意义。福建对外贸易发达，可是，福建自身的市场有限，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，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。以故，北方航线实际上是福建商业的生命线，没有它，福建商业利润将削减一大半。五代末期，留从效竭力争取向中原王朝直接进贡，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在内。在留从效给北周的国书中，留从效提出要在汴梁置邸，便是想在国都获得一个商业立足点。后来，宋太祖答应了这一要求，他给留从效的敕书中写道：“卿远临南服……貔虎之师徒甚众，必资回易，以济赡供……宜新其邸第，庶有便于梯航……今赐青州荷恩禅院，充卿本道回图邸务。”［35］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留从效向宋朝廷进贡的原因。其实，五代时期，闽人常往来于北方与福建之间，例如周遇“自青社之海归闽。遭恶风，飘五日夜，不知行几千里也”。［36］经过艰苦的航行，周遇终于回到福建。杨澈“世家建阳。父思进，晋天福中北渡海，因家于青州之北海”。［37］

福建沿海一带的荔枝干、龙眼干、沙糖等商品已经通过海路销售于北方市场。有人记载了闽人与江西人为水果之王而争吵的事：“闽士赴科，临川人赴调，会京师旗亭，各举乡产，闽士曰：‘我土荔枝，真压枝天子、饤坐真人，天下安有并驾者！’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，盛主杨梅，闽士不忿，遂成喧竞”。［38］从这段引文里可以看出：闽人宣称荔枝为水果之王，已得许多人赞同，但由于江西人未吃过没腌制过的荔枝，所以不服，与其争辩不已。这表明福建荔枝在五代时，业已腌制贩运，但口味远不如新鲜荔枝。龙眼也可腌制，《清异录》云：“贾人自岭外还，得一枝龙眼，已盐干，凡四十团，共千枚”。［39］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福建荔枝、龙眼输出的方式主要采用盐腌法。盐腌物质大多可以保存良久，其缺点是失原味。所以，后来这种炮制法被风干法取代。福建的橄榄在北方也被视为珍品。《清异录》云：“唐末群方负固，物产不通，东汉有商归自闽越，以橄榄献于霸君，明日分赐大臣”。［40］可见，橄榄也是当时福建输往北方的重要商品之一。

当时福建船舶还航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。徐寅的《折桂何年下月中》一诗的序写道：“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，云本国人写得寅《斩蛇剑》《御沟水》《人生几何赋》，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”。［41］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，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，其使者能来到福建，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。契丹国里，福建商人亦很活跃，闽国末年，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，而后修复，其原因很复杂，其中一个说法是：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，与契丹关系不错，于是，他说动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，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弼，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。［42］

五代时期，闽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十分友好，王继鹏与王延羲在位时，新罗国曾派使者赠送宝剑给闽国国王。［43］民间交往也很密切，玄沙师备在福州安国寺说法，手下有高丽僧人。［44］新罗国的龟山和尚是福州长庆寺慧棱的弟子。［45］又如裴长史“失其名，新罗国人，慕华来归，居之建州城中”。［46］南唐朝廷很尊重他。福建人中也有赴朝鲜的，《宋史·王彬传》记载：“王彬，光州固始人，祖彦英，父仁侃，从其族人潮入闽。潮有闽土，彦英颇用事。潮恶其逼，阴欲图之。彦英觉之，挈家浮海奔新罗。新罗长爱其材，用之，父子相继执国政”。［47］许多高丽僧人在福建寺院中学经。例如灵照禅师，“高丽人也。萍游闽越，升雪峰之堂”。［48］他后在杭州龙华寺开山说法。又如泉州福清院高僧玄讷也是高丽人，［49］泉州刺史王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之。在长庆慧棱的手下，有一位“新罗国龟山和尚”。［50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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