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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古代中外舶人的航海生活(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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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表明，在梁陈之际的动乱中，陈宝应的政治投机是成功的。他的成功，明显有商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。实际上，陈宝应的投机，与战国时代吕不韦的投机有曲异同工之妙。应当说，陈宝应是闽越族后裔最杰出的商人代表之一。

隋代闽中的巫罗俊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商人。李世熊的《宁化县志》记载：“先是，隋大业之季，群雄并起，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，据江都，称吴帝，改元明政，遣使略闽地。其时土寇蜂举，黄连人巫罗俊者，年少负殊勇，就峒筑堡卫众，人不敢犯，远近争附之。罗俊因开山伐木，泛舟于吴，居奇获赢，因以观占时变，益鸠众辟土。武德四年，子通败死”。［21］以上记载反映了闽中豪强巫罗俊擅长经商的特质。他与江南大军阀李子通搭上关系后，开辟道路，将本土出产的木材运售于江南都市区域，从而获得大量的资金。这些钱财支撑了他的事业，因而得以坐山观虎斗，在李子通死后，成为唐朝的臣子。在他的照顾下，当地民众安然渡过乱世，迎来唐代的发展。

唐朝的前期，陈元光开发漳州时，也很重视商业。《白石丁氏族谱·懿迹纪》记载：“其西北山峒之黎，林木阴翳不通，乃开山取道，兴陶铸，通贸易，因土民诱而化之。渐成村落，拓地千里，请置郡漳浦，驻刺史以镇压之。垂拱二年已酉，诏陈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，得专制境内。丁儒以左丞事郎佐郡参理州事，统漳浦、怀恩二邑，至南诏镇，于是，劝课农田，惠工通商。财用以阜，其负固未服者率轻锐捣平之。上下闽广间，始得相安故业云。”可见，发展工商业是陈元光开发漳州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
唐代福建民间已经有了商人。福州的黄子野是著名的商人。“黄子野，字仲，唐时候官人也。父周，行贾于杭州，子野年十三，从之。其父时就他郡，以子野守舍。适王伾微时，覆舟于罗刹江，子野行见之，奋臂大呼曰：‘能生得人者，予百金。’于是渔者得伾，子野即与以舍中装直百金。其父归，大异之。子野曰：‘既身得其名，乃令父丧赢，非孝也。’遂去为人仆赁，主人微闻救伾事，义其为人；阴倍其偿，乃为小贾之息。久之，既致蓄藏，以其半为亲甘毳费，以其半散之贫交昆弟。”［22］同时，福建境内也成长起许多商人集团，建州“自五代乱离，江北士大夫、豪商巨贾，多逃难于此。”［23］在这些商人身上，已经可以看到闽人的重商习俗。

当时还发生过闽商与荆楚商人在汴京争邸的故事：“荆楚贾者，与闽商争宿邸，荆贾曰：‘尔一等人，横面蛙言，通身剑戟，天生玉网，腹内包虫’。闽商应之曰：‘汝辈腹兵，亦自不浅’。盖谓荆字从刀也’。”［24］这些都说明闽商在北方市场上是很活跃的。因闽人出外经商多获厚利，唐代中叶，刘禹锡论福建：“闽有负海之饶，其民悍而俗鬼。”［25］独孤及评价：“闽越旧风，机巧剽轻，资货产利，与巴蜀埒富。”［26］这种观念与北方重农轻商的习俗是不同的。

三、唐代闽人的海商文化传统

自从桑原骘藏写作《蒲寿庚考》以来，唐宋时期的蕃商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桑原骘藏有一个观点一直影响了中国海洋史学界：古代中国人不擅长航海，唐宋时期的海洋商业主要是蕃商带到中国沿海的。然而，以上的史料和研究都证明：在唐以前，闽人已经有了航海的传统，而且唐代的闽人也有经商的传统。在这两大文化背景下，海商的出现应是顺理成章的。事实上，唐代闽中已经有了海洋商业和商人。

从市场来看。唐代水运发达，福建与江淮一带常有海上联系。《旧唐书·崔融传》：“天下诸津，舟航所居，旁通巴汉，前指闽越，七泽十薮，三江五湖，控引河洛，兼包淮海，弘舸巨舰，千舳万艘，交贸往还，昩旦永日。”［27］《唐语林·补遗》：“东南郡邑，无不通水，故天下货利，舟楫居多。”［28］福州的北方航道可通往江南、渤海等地。罗隐的《杭州罗城记》道：“东眄巨浸，辏闽粤之舟橹；北倚郭邑，通商旅之宝货。”［29］可见，闽国与吴越之间的海上商业往来十分频繁。据唐大中四年（850）的《郑季方墓志铭》，泉州郑氏“始自荥阳，迁于闽越，今则为清源人矣。代居闽越为贵戚，郡县以下者不降四五。”郑季方“饶贿货土田爵为豪室，然未尝以骄逸之气加人，细人毕誉。公始以贞慎忠斡闻。会昌中，刺史武功公征之，被以戎服，委军事之。货仍市利以充府库。次升为伍师，递衙前虞副，莆阳镇将，在公行事益谨肃。大中庚午岁，刺史荥阳公择其材，委充浙江东道回易使。其年秋八月十四日，不幸殁于越州会稽县客馆。年六十有一。”如其所云，泉州史官员郑季方被泉州委任为“浙江东道回易军赐使”，其人死于浙江会稽，说明他是专门经营福建与浙江的海上贸易。［30］唐代游人入闽，常走海路，孟浩然的诗：“云海访瓯闽，风涛泊岛滨”，［31］说的即是这种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