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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古代中外舶人的航海生活(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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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[23](明)黄仲昭:《八闽通志》卷三《地理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42页。 [24](宋)陶谷:《清异录》卷上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25页。
[23](明)黄仲昭:《八闽通志》卷三《地理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42页。
[24](宋)陶谷:《清异录》卷上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25页。
[25](唐)刘禹锡:《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》,《全唐文》卷六百九,北京:中华书局1982年,第6155页。
[26](唐)独孤及:《毗陵集》卷九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6页。
[27](五代)刘昫:《旧唐书》卷九四《崔融传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9页。
[28](宋)王谠:《唐语林》卷八《补遗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31页。
[29](唐)罗隐:《杭州罗城记》;《十国春秋》卷七七《武肃王世家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054页。
[30](唐)《郑季方墓志铭》,泉州出土,泉州文管会藏。
[31](宋)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一一八《福州》,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宋抄本,第3675页。
[32](唐)黄滔:《黄御史公集》卷二《贾客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28页。
[33](宋)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六八《闽世家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,第846页。
[34](宋)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三六《王延嗣传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19页。
[35]泉州《留氏族谱》之《大宋敕》,福建图书馆藏本。按,留氏为泉州大族,宋代有宰相留正,故有许多相关史料流传下来。现存该谱撰成于民国时期,作者不明,谱中收有不少宋代文献。
[36](唐)刘恂:《岭表录异》卷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2页。
[37]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九六《杨澈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,第9869页。
[38](宋)陶谷:《清异录》卷上,第55页。
[39](宋)陶谷:《清异录》卷上,第53页。
[40](宋)陶谷:《清异录》卷上,第56页。
[41](唐)徐寅:《折桂何年下月中》,《全唐诗》卷七百零九,第11页。
[42](清)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二,第1336页。
[43](清)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六《王倓传》,第1385页。
[44](宋)梁克家:《三山志》卷三八《僧寺·安国寺》,第9页。
[45](宋)普济:《五灯会元》卷八《新罗龟山和尚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467页。
[46](清)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三二《裴长史传》,第457页。
[47]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三四《王彬传》,第页。
[48](宋)普济: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龙华灵照禅师》,第411页。
[49](宋)普济: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福清玄讷禅师》,第427页。
[50](宋)普济:《五灯会元》卷八《新罗龟山和尚》,第467页。
[51][日]木宫泰彦著、胡锡年译: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上卷,第九章第二节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0年。
[52][日]木宫泰彦: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,第146页。
[53](唐)林宽:《送人归日东》,《全唐诗》卷六百零六,第4页。
[54](清)陈懋仁:《泉南杂志》卷上,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,第13页。
[55](五代)刘昫:《旧唐书》卷十九《懿宗本纪》“咸通三年”,第88页。
[56](宋)陆游:《南唐书》卷十三《龚慎仪传》,丛书集成初编本,第301-302页。
[57](清)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四《王延彬传》,第1364页。
[58]泉州《留氏族谱》之《宋太师鄂国公传》,第48页。
[59]徐晓望:《闽国史》第二章、第三章,台北:五南出版有限公司,1997年。
唐代中叶,文学家独孤及评价闽人:“闽越旧风,机巧剽轻,资货产利,与巴蜀埒富。犹有无诸、余善之余俗。”[1]在这里,他直接将闽人的重商习俗与历史上的闽越族联系起来。闽越人擅长航海,具有重商习俗,二者的结合,推出了闽人经营海洋商业的传统。福建海商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商人集团。
一、两汉六朝古闽人的航海传统
闽越是汉高祖的封国,首任闽越国王无诸在秦汉之际的战争中一直跟随刘邦打天下,因而得封闽越王。汉武帝元封九年(前110年),闽越国被汉军所灭,其后闽越人逐步融入汉族,但其习俗也被带入南方汉族之中。
越人有着与中原汉族不同的习俗。如果说重农轻商是中原一带流行的观念,那么,这种观念根植于汉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,对土地的忠诚成为人格衡量的标准。他们对商人的贱视,是因为商人过着流浪的生活,四处飘荡,对土地缺乏感情。越人的生活方式不同,越人发源的吴越是江南水国。“西则迫江,东则薄海,水属苍天,下不知所止。交错相过,波涛浚流,沉而复起,因复相还。浩浩之水,朝夕既有时,动作若惊骇,声音若雷霆。波涛援而起,船失不能救,未知命之所维。”[2]因此,吴越文化以水上生涯为其特点,《越绝书》记述越王勾践自评越人的习俗:“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;往若飘风,去则难从;锐兵任死,越之常性也。”[3]事实上,越人主要生活于溪河之畔、山岭之下,水中的鱼虾蛤贝是他们的主要食物,因此,他们的生活介于农民与渔夫之间,为了寻觅食物,他们经常乘舟往来于河流之上,因而形成了以流动为主的生活方式。《吕氏春秋》云:“如秦者,立而至,有车也;适越者,坐而至,有舟也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也说:“胡人便于马,越人便于舟。”可见越人生活中舟船使用之广。对商业而言,这些舟船恰是最好的运载工具。闽越人继承了越人水行山处的文化传统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记载闽越人“习于水斗,便于用舟”。《史记》记载:“至(汉武帝)元鼎五年(前112年),南越反,东越王余善上书,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。兵至揭扬,以海风波为解,不行。”所谓揭扬,即广东省揭阳市,余善从福州率士卒八千人航海至揭扬,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航行。其后,汉武帝“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,浮海从东方往”。句章是浙江境内的港口,韩说从这里出发,航行到东冶,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行。[4]闽地归汉之后,东冶成为台湾海峡交通线上的著名港口。当时涉及南海的大规模海上活动,几乎都要经过东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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