略论古代中外舶人的航海生活(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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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日本各国也有商人和学人进入福建。鉴真大师渡日，是这一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大事，鉴真的弟子中，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，他也是律宗，跟随鉴真在日

日本各国也有商人和学人进入福建。鉴真大师渡日，是这一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大事，鉴真的弟子中，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，他也是律宗，跟随鉴真在日本传教闻名，是鉴真十八弟子之一。［51］唐宣宗大中七年（853），日僧圆珍搭唐人钦良晖的船舶入闽，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。［52］唐末，闽籍进士林宽写过《送人归日东》一诗：“沧溟西畔望，一望一心摧，地即同正朔，天教阻往来。波翻夜作电，鲸吼昼为雷，门外人参径，到时花几开。”［53］

这些文化交流大都是与商业相伴而行的。所以，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也可看到当时海上贸易的兴盛。

唐代闽人也开始走向东南亚。据陈懋仁的《泉南杂志》，“唐设泉州……参军事四，掌出使导赞”，［54］说明唐代泉州政务中，对外交涉已是很重要的了。唐代的资料表明：泉州南向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。咸通年间，一个官员说：“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，家人随海船至福建，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，自福建装船，不一月至广州，得船数十艘，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。”［55］这反映了岭南与福建之间的海上商业联系密切。五代末，龚慎仪至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：“自泉州航海，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”。［56］这说明闽粤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发达的。从广州往南，就可到许多东南亚国家。唐末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发展对外贸易，“每发蛮舶，无失坠者，时谓之‘招宝侍郎’”。所谓“蛮舶”就是当地人发往“蛮夷”地方的海船。王延彬“性豪华，巾栉冠履必日一易，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”，［57］没有在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巨额财富，他是没法过这等豪华生活的。

闽国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一直延续下去，留从效割据闽南时，重视对外贸易，“陶器、铜铁，泛于番国，收金贝而还，民甚称便”。［58］这都是福建人的主动贸易。从《留氏旅谱》看，福建输出的主要有陶器、铜铁等手工业制品。此外，还应有大量的瓷器与丝绸，可惜不见详载。从国外输入的产品以香料、象牙等珍品为主，这可从闽国的贡品中看出，同光二年（924），王审知向唐王朝进贡的产品有：象牙、犀珠、香药；天成二年（927），王延钧遣使进贡犀牛、香药等海外珍品；四年（929），再次进贡犀牙、玳瑁、真珠、龙脑、白、红、香药；长兴元年（930），他又进贡象牙、药；王继鹏继位后，立即向后晋进贡，贡品中有象牙二十株、香药一万斤；后晋天福六年（941），王延羲向后晋进贡的海外奇珍有：象牙二十株、乳香、沉香、玳瑁等；陈洪进进贡北宋的物品有：瓶香万斤、象牙两千斤，香二千斤等。［59］这些物品大多是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，除了进贡之外，多数海外奇珍应是福建商人销往国内各地，从中赚取高额利润。

由此可见，唐代福建人已经在经营海上贸易，他们开拓了从福建直上山东半岛的航线，在此基础上，他们与渤海沿岸的新罗、渤海、契丹等国也有往来。在福建之商，福建商人不仅到广东贸易，而且还继续南下，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有贸易。我认为，自汉晋以来，闽人就有广泛的海上活动，迄至唐代，民间商人已经出现，在这些背景下，唐代闽中海商的出现已经是顺其自然的。同时代蕃商的贸易可以看成福建人经营海洋商业的助推器，但不能说，没有蕃商就不会有福建海商，因为，闽商有其经营商业的文化传统，尤其是福建至北方的航道，大都是闽人自行经营的，这条海道上蕃商的活动很少，它的成功，反映了福建海商自身的力量。

注释：

[1]（唐）独孤及：《毗陵集》卷九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6页。

[2]（汉）袁康、吴平：《越绝书》卷四《计倪内经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6年，第104页。

[3]（汉）袁康、吴平：《越绝书》卷八《外传.记地传第十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6年，第123页。

[4]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一一四《东越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982页。

[5]（南朝）萧统编：《文选》卷五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校刊本，第92页。

[6]（南朝）沈约：《宋书》卷三六《州郡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093页。

[7]参见朱维幹：《福建史稿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53、61页。

[8]（晋）陈寿：《三国志》卷四八《三嗣主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167页。

[9]刘纬毅等：《宋辽金元方志辑佚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社，2011年，第385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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